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采取了引人注目的非常规措施，以防止经济崩溃。他们大幅降息，在随后的几年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他们在债券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10年后，全球央行才刚刚开始逆转这些举措。

　　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仍然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某些地方，它们甚至是负面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正在抛售其购买的部分债券，但欧洲和日本的央行尚未这样做。现在的问题是，各国央行是否等了太久才将利率提高到更正常的水平，从而让它们对下一场危机毫无准备。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表示：“如果出现衰退，我认为情况将比正常情况更糟。”“这将更难应对。”政治也让央行的日子变得更加复杂。在印度和土耳其等国，他们面临政治干预的威胁，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多次批评美联储。

　　近几个月来，随着贸易紧张导致中国和德国等国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前景已明显黯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下调了2019年的增长预测，专家警告称，美国加息、贸易冲突和英国退欧等地缘政治风险将带来更多痛苦。没有人认为全球同步增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各国央行在过去10年采取的行动，可能会限制它们对当前经济急剧放缓的反应。“想象一辆汽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没有备用轮胎。你真的不想再爆胎，”安联（Allianz）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说。埃尔-埃利安说，美联储在2018年四次加息，目前的状况比其他主要央行要好。但目前设定在2.25%至2.5%之间的基准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限制了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而不得不降息的空间。“就连美联储的灵活性也不如过去，”他说。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的情况更糟。欧洲央行的关键贷款利率为0%，存款利率为-0.4%。在日本，自2016年以来，短期利率一直处于负值。“他们能做的非常有限，”罗格夫说。

　　此外，各国央行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在危机过后抢购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债券，以支持经济增长，这种政策被称为量化宽松（QE）。美国直到2017年10月才开始缩减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目前仍持有大约4万亿美元的债务证券。虽然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在技术上可能再度启动量化宽松，但埃尔-埃利安表示，这样的计划“在促进可持续增长方面可能效果不太好”。

　　欧洲只有12月份结束量化宽松计划在创建€2.6万亿（3万亿美元）的新资金。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在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的领导下仍处于刺激模式，去年的总持有量已达到554万亿日圆（合5.1万亿美元）。这些资产的价值超过该国全年的经济产出。简而言之，投资咨询公司Yardeni Research的总裁埃德•亚德尼（Ed Yardeni）表示，央行体系“弹药即将耗尽”。他表示：“下一次，它们可能没有那么强大的火力或可信度。”

　　在这些艰难条件之上，还有政治压力，可能会使一些央行减缓或应对经济放缓的能力复杂化。去年12月，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行长突然辞职，原因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政府要求他在选举前采取更多措施提振经济。一名前政府官员被迅速任命接替他的职务，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干预的担忧。去年早些时候，土耳其央行拒绝在通货膨胀飙升的情况下提高利率，导致里拉暴跌，土耳其因此陷入危机。此前，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表示，他希望控制利率的制定。埃尔多安称利率是“万恶之源”。

　　在美国，特朗普公开谴责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加息。特朗普甚至就他是否有法律权力解雇鲍威尔征询了顾问的意见。亚德尼说：“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受欢迎，特别是在民粹主义领导人掌权的地方。”关于央行政治独立性的问题，再加上它们相对缺乏动力，意味着它们可能无法在经济衰退时出手相救。Yardeni称，“货币政策的效果很可能是有限的。”“告诉公众他们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