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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2、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
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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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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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初开始，各大房企境外高息发债突然井喷。
对部分风控能力较弱的房企而言，在行业继续深化调控的背景下，高息和汇率的双重冲击可能会成为压垮资金链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截止2月21日，共有20余家企业完成境外融资计划，总规模超过120亿美元。加上其他一些已经在公告中宣布拟发行美元优先票据但条件未定的情况，标准地产研究院估计2月份的境外融资规模将会更大。
在一月份发债的十几家房企中，仅中国恒大就发行了三笔总额达到30亿美元美元优先票据。二月份，之前很少公开发债的房企佳兆业也按捺不住，发行了一笔金额达到4亿美元的优先票据。禹洲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发三笔5亿美元的优先债券。
克而瑞研究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房企的境内外发债总量大幅增加，达到了1095.79亿元，突破历史新高，环比上升91.8%。其中境外债占比达到了67.6%。尽管各个房企密集发债，但是从利率来看，中资房企的境外融资成本依然处于高位，2019年以来，这20余家房企的平均发债成本高达8.9%。
既然海外发债的成本高居不下，为什么房企还如此热衷于发行海外优先债券呢？
标准地产研究院认为，主要原因包括偿债高峰期来临，国内融资渠道收紧和海外一级市场的需求。
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年底，各个房企的累计到期偿还金额高达3711.93亿元。国际地产咨询公司协纵策略管理集团联合创始人黄立冲表示，主要由于2016年房企融资环境较为宽松，房地产公司融资发债，而融资期一般为三年，如今债券集中到期。
但是近期，楼市销售有所放缓，各个房企回款速度下降，但是与此同时，房企对融资的需求并未下降，虽然海外融资成本并不低，但在如此大的资金压力下，房企不得不通过借新还旧的手段来保证按时还债。
2018年年底，以及有个别A股和港股的上市房企曝出了违约情况，去年12月24日，银亿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因短期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按时足额支付“15银亿01”2018年已登记回售债券的本金约2.99亿元，发生实质性违约。公告显示，“15银亿01”债券于2015年12月24日发行，规模为3亿元，票面利率为7.28%。此外，中弘股份、五洲国际、华业资本和香港上市房企新昌集团等均公告了债券违约情况。
另外，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房地产的高负债情况。截至目前，根据在《2018中国房地产雇主影响力报告》的数据，我国的前40家房企中，有30家负债率超过75%，更有9家负债率超过85%。中小型房企为了冲规模，加紧融资，同时也为了避免未来资金面的收紧。
标准地产研究院发现，在国内融资渠道方面，融资难的局面仍未改观。近期房企开启的多项融资工具，其实大多被喊停或受限制，比如ABS，调控仍收紧。1月23日，奥园集团非公开发行2018年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被终止审核，该公司债券计划发行规模为10亿元；1月18日，合景泰富计划发行的一宗200亿元规模资产支持计划被中止审核。 而在此之前的2018年下半年，俊发集团7.9亿元资产支持证券、花样年非公开发行50亿元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雅居乐集团80亿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等多个发债申请，也相继被上交所终止。
去年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在网站发布的《关于支持优质企业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通知》，但是同时规定房地产企业发债只可以用于棚改和租赁，反而限制了资金进入房地产。
最后就是一级市场对高息美元债的需求。以禹洲地产为例，禹洲今年以来海外发债已经达到三次，票据总数额高达15亿美元，标准地产研究院发现，其公告中显示，这三笔美元优先债权的拟定用途都是为现有债务的再融资，其中禹洲集团的外资担保人明显增加，第一次发债为1月23日，担保人全为中资，后两次分别加入了两个和三个外资投行。而且从公告中披露的信息可以发现，参与此次认购的投资者多为全球知名的优质投资者。按地域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亚洲，而欧洲投资者占比接近20%。
2019年开始以来，境外的一级市场对高息美元债需求旺盛，虽然各中资房企在国外评级机构的评级多为高收益类和无评级类，但是依然很受欢迎，这一点客观上助长了中资房企海外发债的热情。
标准地产研究院认为，随着房地产市场从暴利回归理性，单纯的靠借新还旧并不足以解决我国房企的融资困境，我国房企还需要更多手段来降低融资成本和负债率。
